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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一、  “国学”一词的来历

        明确国学这个概念,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学。

从历史上说,据文献记载,自《周礼》至《后汉书》皆有“国学”这个语词。后来,《晋书》也有相关记载,比如《束皙传》和《袁瓌传》中提到的“国学”一词,明显指学校无异。至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武帝,力倡立学兴教,至有“修饰国学,增广生员,立五馆,置五经博士”之举。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更以好文尚友著称,史载其八九岁就能够讲《孝经》,并在讲完之后“亲临释奠于国学”。这里的国学一语指的又是国立学校,所以才有到国学释菜祭奠的举动。由上可知,历史上关于“国学”一词的记载,其所指确是国立学校。汉晋如是,隋唐亦复如是。比如《隋书》的《礼仪志》、《百官志》皆有载“国学”之处,其释义为场所(尤其多指学校)而非一门学问更为名副其实。新、旧两《唐书》则屡见“皇太子释菜于国学”的记载。另外,江西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在晚唐就叫“庐山国学”。那么宋、明呢?试看史载之例证。如《宋史·真宗本纪》记载“国学”为学校,《礼志》则具体提到当时的国学设在文庙,《选举志》更进一步记载说明当时的国学还担负有后备官员的培训任务。明代关于国学的记载更多,盖缘于越到后来学校越发达故也。根据《明史·选举志》的记载,可见作为国立学校的国学地位之高。而在《明史·外国·琉球传》中,则有很多外国王子或达官子弟来国学学习的例子。

兹可见中国历史上的“国学”,从《周礼》开始,嗣后两千多年来不绝如缕,但无不指的是国立学校的意思,这和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讲的国学,与现在有一点热的这个国学,概念的涵义所指、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,在学理和事实上两者均不容混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二、现代国学如何发生

       我们今天讲的国学,是跟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,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现代国学。

现代国学的概念发源于何时?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料,至少在1902年,在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,他们已经在使用国学这个概念了。如果再往前推几年,张之洞在《劝学篇·设学》中谈到学校课程设置时曾说,宜“新旧兼学”,应该“旧学为体,新学为用,不使偏废”。可大家知道,这个关键词不叫“旧学为体,新学为用”,而是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。这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转换和转译。第一转换者是梁启超,他在1921年出版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一书里说张之洞当时讲的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得到很多人的推许。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力,经他一转述,大家便习焉不察地以为张之洞本来讲的就是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。我讲这段掌故是想说明,张之洞在《劝学篇》里讲的“旧学”以及梁启超转述时讲的“中学”,跟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通信中讲的“国学”,其概念义涵大体是相同的。

       也有学者认为,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传来的。我没有查到依据。但国粹这个概念来自日本,应无疑问。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,有一个口号叫“脱亚入欧”,也就是欧化和西化。这个潮流走了相当一段之后,以志贺重昂为代表的本民族派知识人士创办了一本叫《日本人》的杂志,提倡本民族的精神,主张发扬日本民族自己独有的国粹。国粹这个词就是这样在日本产生的。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,章太炎、梁启超等一些有日本经历的学者,面对西潮对中国的冲击,对国粹一词感同身受,殊可理解。章太炎的著作中,经常使用国粹一词。“用国粹激励种性”就是章太炎提出的。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讨论《国学报》的通信,梁也提出了“养成国民,当以保国粹为主义,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”的思想。梁任公此处的“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”的“旧学”一语,实与国学为同等概念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三、胡适对国学概念的分梳

       国学相当于中学,也相当于中国的旧学。但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,学者们并没有对这个概念本身加以分疏。直到1923年胡适为北大国学门的《国学季刊》撰写发刊词,才第一次对这个概念作了分疏。依照胡适的看法,国学就是国故学,也就是研究所有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。

       “国故”这个词,是章太炎的发明。然而这个词,在五四前后所引起的学界论争却也不少。首先是为了和傅斯年创办的《新潮》相抗衡,毛子水、刘师培等办了一本《国故》月刊。《新潮》刊载傅斯年的文章叫《国故论》,《国故》月刊刊载毛子水的文章叫《国故和科学的精神》。其次是双方的观点虽然不同,但在主张要用科学方法“整理国故”这点上是相同的。再次是1919年12月,胡适在《新青年》第七卷第1号上发表《新思潮的意义》一文,大声呼吁“整理国故”,该文的副题就以“研究问题,输入学理,整理国故,再造文明”为标示。经胡适这么奋臂一呼,“整理国故”的口号从此便大行其时了。

       问题是,定义国学为研究国故的学问,其内涵是不是有些过于宽泛呢?一个概念,如果它的内涵过于宽泛,外延的边际扩展得过于遥远,那么这个概念的内容就要流失,而使概念本身缺乏学理的确定性。果然,一直到今天,学术界并没有延续使用国学即国故学的定义。甚至连“国故”这个语词,后来人们也很少提及,以致到了弃置不用的地步。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可另一个关于国学的定义,即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。三、四十年代,学术界大都是这样的看法。即使在今天,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使用的其实也还是这个定义。

       由于近来国学走热,一些不很了解近现代学术流变的人士,起而主张“大国学”,将国学的内涵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。如此,无异是把学术和学术研究的对象混为一谈,把国学和国学所要研究的历史资源混为一谈。今人的提法,学理、逻辑、概念混淆到如此地步,还不以为非,反而放言阔论。殊不知,如果过分扩大国学概念的义涵范围,甚至扩大到将学问和学问的对象混为一谈,不仅国学没有了,天下所谓的学问也就不存在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四、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

     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三十年代末期,就已经有重量级的学者对当时流行的“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”的定义给以深刻的检讨了。他就是马一浮,在20世纪初被友人称为读书最多的人,我则称他为儒之圣者。

      马一浮(1883-1967),浙江绍兴人,出生于四川。1938年5月14日下午三时,他在浙大的国学讲座开讲,是他提到国学定义的重要一讲。先论“横渠四句教”,然后以“楷定(佛学的概念,就是范畴界定的意思)国学名义”为题,讲到底何谓国学。虽使用佛家义学的“楷定”一语以明自己断判的义定而不自专,但绝非疑而不能自信,而是斩钉截铁、充满学理的持守精神,称在自己所立之范畴之内不存疑义。接着便追溯国学概念演变的历史,“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,即是国立大学之称。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,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。”马先生认为,严格地讲,“国学”这个名称“其实不甚适当”,“本不可用”。但大家都这样讲,他也只好“随顺时人语”,不另外“立名目”,也使用国学的名称来讲论。不过对已往的国学的定义,他不能认同。国故学即国学的定义不必说了,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的定义,他也觉得太宽泛。

      为此,马一浮先生提出了自己关于国学的定义,即所谓国学,应该指“六艺之学”。这是马一浮先生的学理发明,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。因为“六艺”或曰“六经”,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,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,定义“六艺之学”为国学,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五、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科整合意义

       然而,马先生在提出这个国学的新定义以后,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,甚至泥牛入海,悄无声息。直到2006年10月,终于有人发文提起这段尘封久远的学术公案,即本人针对国学发生历史和源流演变所作的《论国学》一文。在此文最后一节,我引用马一浮的国学定义,表示学理上的完全认同,并提议在小学设国学课,以“六艺”为主要内容。

       现在一些设立了国学院的大学,正在致力于一件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大事,就是希望教育部、国务院学科组正式批准设立国学一级学科,授予国学博士、国学硕士。我认为此事并不可行。如果此议获得通过,将是一个很大的误判,既是学科建设的误判,也是人文教育指导思想的误判,虽然也许只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误判。主张此议的朋友忘记了一条,就是如果设立“国学博士”,那么文史哲三大学科的博士,包括文学博士、历史学博士、哲学博士,还要不要存在?如果存在,国学博士涉及的研究对象和文史哲各科的研究对象,还有没有分别?还有,如果设“国学博士”,那么要不要也设“西学博士”?这一点绝不是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所能解释的。

       在现代学位制度的背景下,如果不重新厘定国学的内涵,所谓“国学博士”其实是一个不通的概念。只有在一种情况下,即接受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,认可国学是“六艺之学”,则“国学博士”的概念也许勉强还说得过去,而国学院的学科存在合法性也随之增加。如此,就和现代学术分科不发生矛盾了,而且也并没有把国学的内涵狭窄化,而是找到了中国学问的宗基,归义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大本,把国学还给了国学。

       事实上,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国家,各大文明的开源经典,都是有别于学术分科而单独自立的经典之学。比如对《圣经》的研究,是可以独立为学的。又譬如对伊斯兰教的经典《可兰经》的研究,也是一门独立存在的经典专学。我们把对“六经”的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问门类,完全能够成立。复按历史,我国汉以后的教育与学术,历来都是这样厘定的。经学作为单独的一科,而区别于诸子之学,以及集部之学和史部之学。即便如此,也不一定非要设“国学博士”。文学博士、历史学博士、哲学博士等名称,毕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人文学术分门类的学位名称,我们在设立人文学科学位的新名称的时候,宜乎参照世界通行的学位名称的公则,以利于学术交流和国际间的学术对话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六、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

      马一浮的国学论和他的六艺论是一致的。而“六艺论”包括“六艺之学”、“六艺之道”、“六艺之教”、“六艺之人”四个环节。六艺之学,即六经的学问系统,可以分开单论一经,也可以诸经合论。六艺之道,指六经的精神义理,依马先生的解释,所谓圣学,就是义理之学。六艺之教,是指用六经来教学育人。六艺之人则是指通过六艺之教,所培育的经过六艺精神义理熏陶涵化的受教者。

       马先生以《礼记·经解》所引孔子的话,来诠解六艺之为教的大略精神义理范围。虽各自解读角度不同,义理旨归却殊无不合。要之,六艺施教的重心在其价值论理的涵化,亦即因教以明六艺之道。以六艺之道涵化培育受教之人,所成就的就是为六艺之人。然六艺之道,受教者不能全得,往往是“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”,这就难免学六艺而有所遗。但马先生强调,所流失者并不是“六艺本体之失”,而是学而只“得一察”而自失焉。但六艺之道不同于一般的学问,它是一个整体,尽管“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”也可以“适道”,但毕竟不是“天地之美”、“万物之理”,最多不过是“一曲之士”而已。马先生说,这种情况,“佛氏谓之边见,庄子谓之往而不反”,究其原因,显然是不知六艺可以总体统摄一切学术所致。

       马一浮先生认为,六艺统摄诸学是一个总纲,识得此纲领,方能进入六艺之道和六艺之教。六经的学问体系固然博大精深,但其精神义理并非难窥其奥。依马先生的思理,六经的义理跟每一个人的理性心性都是相通的,不是凭空外加,而是生命个体完全可以自认自证。对于六艺之教,马一浮先生实抱有至高的期许。

       学者天天言道,道在哪里?说道在吾心,固不误也。但吾心之道,容易得一曲之偏。全体大用之道,或如庄生所说的“天地之美”和“万物之理”,可以说悉在六经。六艺之道与吾心合其德,方成得六艺之人。大哉!六艺之为道也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七、马一浮国学论的施教内涵

       如果我们认同马一浮重新给国学下的定义,那么国学在今天的具体发用,特别是其施教内涵的展开,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。

       首先,它是一种学问根柢,是为学的大本,人文学者、文史学者,都需要有此根柢。所谓为学要知本末,“六经”就是学问的“本”,其余都是末。所谓做学问要明源流,“六经”就是源,其余都是流。所谓知终始,六经就是始。而且也可以知道,定义国学为“六艺之学”并不是要把国学儒学化,而是把国学复原为最高的经典之学。

       其次,六经不仅是中国学问的源头,也是中国人德范德传的渊薮,是中国人立身修德之基,同时也是中华立国的精神支撑。我们华夏民族,如无“六艺”为精神依据,便人不知何以为人,国亦不知何以为国矣。

       第三,以六艺之学为国学,则国学可以入于国民教育。2008年,我继《论国学》之后,又写了《国学辨义》长篇论文,对国学入于国民教育的问题有所探讨,详细主张可从此文中略窥一二。

       第四,如果认可六艺之学为国学,那么现代教育系统所缺失的传道问题,就有了着落。那么,道者为何?传什么道?既不是老庄之道,也不是佛教之道,更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道,而是中华文化最高经典里面的道。这个道在哪里?在《论语》,在《孟子》,但主要是在六经。

       第五,以六艺之学为国学,大中小学开设国学课,其中应当有文言文的写作练习一项。五四新文化运动,白话文代替文言文,自是不可阻挡的潮流,也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。但彻底放弃文言、废弃文言,则不是明智之举。就像现代知识教育丢弃了传道一样,文言写作的基本废弃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损失。

       所以,如果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,国学就可以入于国民教育。反之,如果定义国学为国故学,由于繁多而不知从何说起。唯有六艺之学,关于六经义理价值的学问,那是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学问,应该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内容。如果一定要使用“国学博士”的称谓,那么其所作的学位论文,亦应该不出经学和小学的范围,而且获得此一博士学位的人应该少之又少。其他博士需要三年,这个以经学和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,应该需要五年或者六年的时间。此外,国学教育也应该同时成为国学研究的对象。以此大学的国学院,应该有三部的设置:第一,经学部;第二,小学部;第三,国学教育部。按此思路,如此设置,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,便可以迎刃而解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八、学习国学从《论语》开始

       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,是发现《论语》里面有“六艺”。

     《<论语>首末二章义》在马先生只是示例,更系统的讲述主要在《复性书院讲录》中。《群经大义》是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授学讲论的重头戏,而《论语大义》置于群经释义之首。他的讲论方法,就是从《论语》说六艺。当然和《<论语>首末二章义》不同,此篇是系统论述。我只想证明,《论语》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,《论语》反复讲述的义理,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。马一浮的这一创解,哲学家贺麟先生评价极高。然则《论语大义》完全可以看做是马先生讲述《群经大义》的纲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提出,《论语》不仅是后人进入六经的途径,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学习国学的最便捷的途径。

       我主张,大学国学院的经学部,招生的人数不必多,学制需适当延长,最终以培养经学和小学专家或大师为职志。但一般的民众,包括大学生、中小学教师、公务员、企业员工,主要是学习六经的价值论理。学习国学,学习六经,主要是为了“蓄德”。

       蓄什么德?近年我从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中国最高经典中抽绎出五组概念,包括诚信、爱敬、忠恕、知耻、和同,就是五方面的关乎做人立国的价值论理,我认为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的价值理念。诚信来自《易经》乾卦的爻辞。“爱敬”一词连用,最早见诸《孝经》第二章和第十八章,皆引孔子之语。此后,《论语》更在多处提及。“爱敬”这种价值论理,也可以由《论语》而通六经。“忠恕”则直接来源于《论语》,我称恕道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。“知耻”来自《礼记·中庸》,也是引孔子的话。我由此得出一个判断,即修身应该从“知耻”开始。“和同”思想来自《易传·系辞下》,《同人》一卦则是专门演绎“与人和同”的一卦。“和”是由“不同”组成,不同也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,是为“和”。如果都是由“同”组合在一起,那就不成其为事物了。求之《论语》则是孔子讲的:“君子和而不同。”斯言体大,穷理尽性,无漏无遗。一个是“和而不同”,一个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我认为是孔子给出的,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解决之道。

       所谓国学,就是通过立教来传育这些万古不磨的价值论理,以培养、熏陶、涵化新时代的六艺之人。这些价值理念不仅没有过时,而且恰合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重构。实际上,这些价值论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人,也适用于外国人,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。我们今天学国学,就是让这些高贵的精神论理跟我们的精神世界连接起来,跟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沟通起来,跟全世界人之为人的“本具之理”联系起来,形成现代的文化自觉,恢复人类的本然之善。